说明汉儒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说，古今之道即是天人之道。
您讲的情本体，也是以理为主，以情为辅的。尽管原始的斧斤就会破坏森林，尽管有人不断提出黑猩猩或某种动物（如鸟类）也制造工具，但我仍然强调只有人能普遍必然地使用-制造工具，一直到今，但从一开始便有其必要条件（无工具不能生存）、充分条件（使用-制造工具的多样性）和前提条件（生物进化到灵长类的身躯和脑结构）。
刘：哦，这是指向所谓超道德的向度了吧。刘：这是我最赞同的地方，由此走向审美形而上学。但这只能在总体方面讲，而不能作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的解释，这也就是人类学本体论敬畏天道和在人道中、在历史（形下）中寻求天道（形上）的重要环节。刘：这个你没说过，还以为您反四心呢? 李：我没有大讲，因为你们太强调心学了。李：其实应该推论到有人哲学与无人哲学上去。
而且有时情主理辅，所以叫结构，结构可以多种多样，百花齐放。那个完全脱离人世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纯灵、至上的形上世界，如我在《养育代宗教》文中强调说道，实际上是异常单调、同质、贫乏、空幻的。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dàn澹也。
学界对董仲舒天人关系一般讲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且对二者的关系多有混淆，对二者的解读存在很大歧义，代表性的观点如张岱年先生说：董仲舒所谓天具有奇特的含义，一方面天是‘百神之大君，是有人格的神灵。《墨子·法仪》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但是，应该看到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是建立在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基础上的，是以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只是一种粗浅的神学形式，并不是其思想的本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这些显然是自然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之天。
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代商的原因,就在于文王有德。而就其实用理性看，又缺乏通融性与对应性（黄朴民，1999年，第81页）。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
改革开放以后，以金春峰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董仲舒所讲的天有三方面的意义，即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认为这三种涵义是混乱和矛盾的，但又指出自然之天从属于道德之天，道德之天又从属于神灵之天(金春峰, 1997年，第151页)，就是说神灵之天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仍然未能跳出正宗神学的案臼。《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之所以永不停歇地化生、养成天地万物，是因为天有仁，仁也就是天心。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
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物固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以棘楚。
这是宗教神学涵义的神灵之天。人能够顺应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在天地万物之中最为尊贵，受命于天，与其他生物不同，独能为仁义，独能偶天地。
（《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中说：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以为一切人为都是对自然的损害，只有取消人为，取消人与天的对立，反其真也就是返于自然，才能实现与天为一（《庄子·达生》）的天人合一境界。（《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可以看出，他认为阴阳之气虽然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但充满了天地之间，是确实存在着的物质。在董氏的系统中，天人感应与‘天人一也是密切联系的，因为他所谓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徐复观，2001年，第245、242、244页） 就理性精神而言，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学说从今天的学术视角看是一种以哲学、宗教为主的形上之学，但这种形而上学则来源于历史。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
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
天与人一样，具有和、德、平、威的道德品性，体现在四季的循环往复之中。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感应的中介是阴阳之气。
（《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孔子参古考今，明天意，达人情，推天施而顺人理（《春秋繁露·竹林》），通过作《春秋》向世人传达天意，以正是非，明得失，求王道之端，探大始之本。荀子认为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也有天人合一，是一种哲学性的命题。（《春秋繁露·立元神》）人是联系天地与万物的纽带，在天地之间处于尊贵的地位，得天之灵，贵与物……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董仲舒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和发展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对其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论证，提出了天人同类、天人相副之说。（《春秋繁露·郊语》），借以说明有许多自然现象是非人所意也，人必须对它们抱着敬畏的态度，不要轻易否定，也不要随意狎亵。
其实，在董仲舒之前即有天人感应，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故阴阳之动，使人足病，喉痹起，则地气上为云雨，而象亦应之也。
其中代表性的就是儒家和道家的道。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
换言之，这是出于政治伦理道德所提出的要求。（《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里的天显然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天是狭义的与地对应的物质之天，是指人眼可见的与地相对的天空。
这就是董仲舒天人关系学说理性精神的来源。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作为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元范畴为各家各派所青睐和运用。(唐君毅,2005年，第82-85页)中国传统的宗教与哲学思想，终极成就了一种道德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思想形式，自然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哲学基础，道德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伦理核心。
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与此相关董仲舒还提到命运之天，如《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受君之命，天意之所予也。
（《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 董仲舒好谈灾异，对此今人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是汉代儒学的病毒。董仲舒认为天是赋予人善恶之本性，是道德法则产生的根源。
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哲学家对世界本质的思索，研究超自然的哲学，而中国的形而上学就是道。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17章），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